TUhjnbcbe - 2021/12/8 15:07:00
十一温暖晴朗的天气过去以后，来了道路泥泞的季节.整个五月阴冷、多雨。磨盘的闹声和雨声使人发懒、犯困。地板颤动，空中弥漫着面粉气味，这也使人想打盹。我妻子穿着短皮袄，穿着男人的高统雨靴，一天来两次，老是说那一套话：“这也叫夏天！比十月里还糟！”我们一块儿喝茶，烧粥，或者一连几个钟头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赶集去了，玛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等到我们起床，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几点钟，因为雨云遮没整个天空，只有杜别奇尼亚那些带着睡意的公鸡在啼，草场上有些秧鸡在叫，时间还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来到水边，把昨晚斯捷潘当着我们的面抛下河去的捕鱼篓子拖上来。那里面有一条大鲈鱼在挣扎，另外还有一只虾，向上举起螯，直立起来。“把它们放了吧，”玛霞说。“让它们也幸福吧。”由于我们起身很早，后来又没有事做，这一天就显得很长，成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将近傍晚，斯捷潘回来了，我就回到庄园里。“今天你父亲来过了，”玛霞对我说。“他在哪儿？”我问。“他走了。我没有接待他。”她看见我站住，一句话也不说，看出我在替父亲难过，就说：“人得始终一贯才对。我没有接待他，吩咐人传话给他说，从今以后他不必再担心，不必再来看我们了。”过了一分钟，我出了大门，往城里走去，想对父亲解释一下。道路泥泞、滑溜，天气阴冷。婚后，这还是我头一回突然心情悒郁，头脑被这漫长、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蓦地闪过一个想法：也许我不该这样生活吧。我疲倦了，渐渐被懦怯、怠惰所控制，不愿意动弹、思考了；于是我走了一阵，把手一挥，就转身往回走了。工程师站在院子中央，身穿一件带风帽的皮革大衣，大声说：“家具上哪儿去了？本来这儿有帝国式的漂亮家具，有画片，有花瓶，可是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我买这庄园是连家具一齐买下的，真见鬼！”他身旁站着将军夫人的雇工莫伊塞，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身材很瘦，脸上长着麻点和一对放肆的小眼睛，一边脸比另一边脸大，好象他睡觉的时候把一边脸压扁了似的。“老爷，您买下的时候不带家具，”他迟疑地说。“我记得。”“闭嘴！”工程师大叫一声，脸涨得通红，全身发抖，花园里的回声响亮地应答他的叫声。十二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塞常常站在我身旁，反背着手，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放肆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我只好丢下工作走开。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得知这个莫伊塞是将军夫人的情夫。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塞，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浑身乌黑，大概是个煤矿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耳语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就会自己拿出钱私下做交易。他在我们花园里窗子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玛霞气得脸色发白，说：“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将军夫人的儿子伊凡·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列车员。这年冬天他变得瘦弱多了，只消喝一杯酒就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得冷。他穿着列车员的制服很不痛快，感到害臊，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偷走蜡烛，把它们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引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会有同样的机遇。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好象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听着，小利钱，”他坐立不安地说，时时刻刻在点燃烟卷。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很多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最起码的小军官都可以朝我吆喝：”你这个列车员！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真丑恶！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生活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如此！“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在发高烧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两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两句话，好象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而玛霞憎恶地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的几个月里，在我们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有多少次感到大失所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拟了一个能容纳六十个孩子的计划。地方自治局表示赞同，可是要她在库利洛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顺便说说，库利洛甫卡村原有一所学校，包括我们杜别奇尼亚在内的四个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上那儿去读书；可是这学校又旧又小，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底，按照玛霞的心意，她被委派为库利洛甫卡村学校的管理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小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派人到场，国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得很热，很快就被搞得精疲力竭，回家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有点发窘。最后农民们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而且答应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在种完春播作物后的头一个星期日，他们就从库利洛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天黑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仿佛老天故意捣蛋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阴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通常顺路驶进我们的院子里，这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以前先埋下头去；接着，一辆大车便慢慢地驶了进来，车上装着一根十二俄尺①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上衣的前襟掖在腰带里，他径自走着，眼睛不看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上面装着薄木板，然后又是一辆，装着圆木，紧跟着是第四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的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传来粗野的咒骂声。莫伊塞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而在幸灾乐祸。１７契诃夫小说全集——１０①旧俄长度单位，１俄尺等于０。７１米。“我们再也不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接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发慌了，说：“农民们凶得很。他们恐怕会对你胡搅蛮缠。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们一块儿坐车到库利洛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给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基的时候了，可是泥水匠还没来，只好停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泥水匠总算来了，但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竟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处境，运一车沙土要三十个戈比，其实，从工地到河边装沙土还不到四分之一俄里。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泥水匠们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沙土运来了，然而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是一条沟，张开着大口。“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一只袋子，里面装着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可了不得！”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向他讨主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通，还说他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揍一顿才对。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她已经出过这一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可以做个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好家伙，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他不再象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象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卧室的窗前想心思。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一下雨，每颗雨点都象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得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想着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喜欢安静地坐在书房里，喜欢长时间地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个在农业管理中是无益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优雅，多么和善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这样！对这个具有健康、清醒的头脑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那种杂乱的生活环境以及种种琐碎的烦恼和争吵是痛苦的。我明白这一点，因此我晚上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眼泪涌上了我的喉头。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坐车进城，给玛霞买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接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齐脖子深的冷水里走动，想捉到一条江鳕，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不要闹，请他们喝酒，用钱收买他们，对他们许下种种诺言。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最后雨总算停住，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发出各种闹声，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这时候我却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辆轻便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后面；她的肩膀微微耸起，风戏弄她的头发。“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你很象赶车的，”有一次我对她说。“有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可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十三医师布拉果沃骑着自行车来了。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神秘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不值得自由人去做，人类逐渐会把所有这一类粗鄙的生存斗争交给牲畜和机器去进行，而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她在我们那儿待得晚了，或者留下过夜，她就会一直心神不定。“我的天，您简直还是个孩子！”玛霞用责备的口气说。“是啊，这简直可笑。”“不错，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说，“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没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老是觉得好象我做错了事似的。”到了割草的时候，我由于不习惯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聊天，谈着谈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大声笑话我。他们把我叫醒，将我安顿在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我睡意蒙眬，好象在昏迷的状态中见到那些灯火、人脸、菜碟，听人们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镰刀来，或者到建筑工地去，工作一整天。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现我妻子和姐姐瞒着我什么事，甚至仿佛在躲避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产生了某种想法，而她不肯告诉我。毫无疑问，她对农民的气忿正在增长，对她来说生活变得越来越沉重，然而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谈话，却不大乐意跟我谈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省里有一种风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每天傍晚工人们总会走到主人的院子里来，主人就请他们喝白酒，连年轻的姑娘也喝一杯。我们没有照这风俗做。割草人和村妇们就在我们院子里等酒喝，一直站到天黑，然后一边骂着，一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玛霞就严厉地皱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气忿地低声对医师说：“野人！贝琴涅格人①！”在乡村里就跟在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敌意的对待。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们把我们看做头脑简单的傻瓜，认为我们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钱没处用罢了。他们笑我们。农民把牲口放进我们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们的花园里来。他们把我们的奶牛和马赶到他们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赔偿，说是踏坏了他们的庄稼。他们成群结伙地到我们院子里来，大声嚷嚷，说我们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什么贝谢耶甫卡村或者谢明尼哈村的地界。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的地界，因此听信了他们的话，付了罚款；可是事后查明，我们没有把割草的地段弄错。我们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剥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没有牌照私卖白酒，他买通我们的雇工，大家一块儿用最奸诈的方式欺骗我们，把大车上的新车轮换成旧车轮，把我们耕田用的马轭弄到手再转卖给我们，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在库利洛甫卡建筑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们每天夜里偷木板、砖头、瓷砖、铁，村长带着证人到她们家里搜查，村会罚她们每人两个卢布，过后，这些罚款却全给村会里的人拿去喝酒了。玛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愤慨地对医师和我姐姐说：“简直是畜生！这真可怕！可怕！”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说，她很后悔，当初不该发起办学校。“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说，“您要明白，您办这个学校，或者做其他好事，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办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可是他的声调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觉得他跟玛霞同样憎恨农民。玛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带我姐姐一块儿去。她俩笑着说，她们去看斯捷潘长得有多漂亮。原来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显得迟钝、不爱说话，他跟女人在一块儿就随随便便，说话滔滔不绝。有一回我来到河边洗澡，无意中听见他们在谈话。玛霞和克列奥帕特拉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衣裙，坐在岸边一棵柳树的宽阔的阴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边，把手放在背后，说：“难道农民算是人吗？他们不是人，而且，对不起，他们是畜生，骗子。农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光知道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点，到酒馆里去灌酒，扯着嗓子胡闹。他们对你说不出一句好话，没有一点好样子，不懂什么叫礼数，十足的粗野！他自己在烂泥里打滚，他老婆在烂泥里打滚，他孩子在烂泥里打滚。不管到哪儿他倒头就睡，菜汤里有土豆，他干脆伸出手指头去捞，喝起克瓦斯来连蟑螂也一齐喝下去，连吹口气把它吹掉都不肯！”“那是因为穷啊！”姐姐插嘴说。“哪里是因为穷！不错，他们苦是苦的，可是苦各有不同，小姐。要是有人关在监狱里，或者比方说瞎了眼睛，瘸了腿，那么这种人实在苦得没路可走，求上帝别让人落到这步田地才好；可是一个自由人，有头脑，有眼睛，有手，有力气，有上帝保佑，那他还缺什么呢？这是因为胡闹，小姐，因为愚昧无知，不是因为穷。比方说，要是象你们这样有学问的上流人，出于一片好心，打算周济他，那他就会昧着良心把您的钱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开一家酒店，拿您的钱去抢劫老百姓。您刚才说到穷。可是难道富裕的农民生活得好些吗？对不起，也跟猪差不多。粗野无礼，扯开嗓门哇哇地叫，蠢头蠢脑，腰身横宽，一脸的肥肉，脸膛通红，你恨不得抡起胳膊给他这个混蛋一记耳光才好。比方说，杜别奇尼亚的拉利昂就是个富裕的农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们树林里剥树皮，跟贫穷的农民一个样。他爱骂人，他的那些孩子也爱骂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滚，睡着了。小姐，他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跟他们一块儿住在村子里就象住在地狱里似的。我讨厌它，那个村子。感谢主，我有吃有穿，在龙骑兵团里服满兵役，当了三年村长，现在成了自由的哥萨克，爱住在哪儿就可以住在哪儿。我不愿意住在村子里，谁也没有权利硬逼着我住在那儿。人家说，你有老婆啊，你得跟老婆一块儿住在小木房里。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来的。““告诉我，斯捷潘，您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吗？”玛霞问。“在我们村子里哪儿会有什么爱情呢？”斯捷潘回答说，笑了笑。“太太，要是您想知道的话，我就老实告诉您，我是第二回结婚了。我并不是库利洛甫卡村人，而是扎列果希村的人，后来我是入赘到库利洛甫卡来的。那是因为爹妈不肯给我们分家，我们一共有弟兄五个，我就向家里人告别，跑到外村来入赘了。我头一个老婆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怎么会死的？”“因为她蠢嘛。她老是哭，没来由地哭啊哭的，弄得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为了要漂亮，她老是喝一种草药的汁水，大概这种东西伤了她的内脏。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库利洛甫卡村人，她有什么可取的呢？她是个乡下女人，村里的娘们儿，别的什么也不是。人家为她来找我提亲，我心动了：我想她年纪轻，长得白净，家里干干净净。她妈象个鞭身派②教徒，喝咖啡，最主要的是她们家干干净净。这样，我们就成了亲。可是第二天我们坐下来吃饭，我叫丈母娘给我拿一把调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头擦调羹呐。好家伙，我心想，这就叫做干净啊。我跟她们一块儿过了一年就走了。也许我该娶个城里人才对，”他沉默一会儿，接着说。“据说，老婆是丈夫的帮手。我要帮手干什么？我自己就会帮自己，做老婆的该跟我谈谈天，不过别老是嘁嘁喳喳，应该讲得有理，动人。缺少这种畅快的谈天，还算什么生活呢！”斯捷潘忽然停住嘴，我立刻听见他哼起他那无聊而单调的“乌—溜—溜—溜”。这是说他看见我了。玛霞常去磨坊，显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谈话中找到了乐趣。斯捷潘打心眼儿里憎恨农民，振振有词地责骂他们，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每逢她从磨坊回来，看守花园的傻子农民总朝她喊道：“小妞儿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儿巴拉希卡！”他又学狗那样对她叫道：“汪！汪！”她就停下来，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这傻子的吠声中听到了她的思想的回声，大概这吠声也象斯捷潘的责骂那样吸引她。而家里等着她的却无非是这一类消息，例如村里的鹅钻进我们的菜园，把白菜碰坏了，或者拉利昂偷了缰绳等等。她听了就耸耸肩膀，冷冷一笑，说：“您对这些人还能指望什么呢？”她生气，心里满是怨恨；可是我却跟农民们处熟，越来越向着他们了。他们大多数是神经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这些人的想象力已经被摧毁，他们愚昧无知，见识贫乏而模糊，脑子里想的老是关于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面包那一套。这些人耍花招，然而跟鸟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们不会算计。你出二十个卢布要他们来为你割草，他们不干；可是你肯出半桶酒，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酒哩。他们也确实肮脏、酗酒、愚蠢、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们却会感觉到，总的说来，农民的生活具有一个坚固健康的支点。不管农民赶犁的样子多么象一头笨拙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白酒灌醉自己；你只要走近前去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农民身上具备一种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有些人，比方说，玛霞和医师所缺少的，那就是，农民相信人世间最重要的是真理，只有真理才能使他和全体人民得救；因此，人间万物当中，他们最喜爱的莫过于公道。我对妻子说，她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作为回答，或者象斯捷潘那样哼着：“乌—溜—溜—溜”。……每逢这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气得脸色惨白、嗓音发颤地跟医师讲到酗酒和欺骗，我总是纳罕，为她的健忘吃惊。她怎么会忘记她父亲，那位工程师，也喝酒，而且喝得很多，他用来买杜别奇尼亚的钱是用种种没廉耻、昧良心的欺骗手段得来的？她怎么会忘记这些呢？「注释」①公元八至九世纪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一个突厥部落，后被俄罗斯人征服。在此借喻“野蛮人”。②从俄罗斯正教会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认为人能同“圣灵”直接交往，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中介十四我姐姐也过着她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小心谨慎地瞒着，不让我知道。她常跟玛霞交头接耳地说话。每逢我走到她跟前去，她总是畏畏缩缩，目光中带着负疚、哀求的神情。显然，她的内心起了什么变化，她感到畏惧，害臊。为了避免在花园里跟我相遇，或者跟我单独待在一块儿，她总是待在玛霞身边，弄得我除了吃饭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跟她谈话。有一天我从建筑工地回来，轻轻地走过花园。天黑下来了。我姐姐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老苹果树旁边走来走去，没有一点声音，仿佛是个幽灵。她穿一身黑衣服，老是顺着一条路线很快地来回走，眼睛瞧着地下。树上掉下一个苹果，她给那响声吓一跳，站定下来，用手按住鬓角。这当儿我走到了她面前。一股柔情忽然涌上了我的心头，不知怎的，我含着眼泪想起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童年，我就搂住她的肩膀，吻她。“你怎么啦？”我问。“你心里难过，我早就看出来了。告诉我，你怎么啦？”“我害怕……”她说，身子发抖。“你到底怎么啦？”我追问道。“看在上帝份上，你坦率地说出来吧！”“我说，我坦率地说出来，我把实在的情形都告诉你。瞒着你是太沉重、太痛苦了！米赛尔，我在恋爱，……”她接着小声说。“我在恋爱，我在恋爱。……我幸福啊，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又那么害怕！”传来脚步声，在树木之间出现了医师布拉果沃的身影，他身穿绸衬衫，脚登高统靴。显然，他们事先约定在这儿苹果树旁边相会。她一看见他，就激动地朝他扑过去，痛苦地喊叫着，仿佛有人要把他从她身边夺去似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她依偎着他，贪婪地瞧着他的脸。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近来她变得多么消瘦，脸色多么苍白。这从她的花边衣领那儿特别容易看出来，这衣领我早就熟悉，现在却显得比以前任什么时候都肥大，包不严她那又瘦又长的脖子了。医师有点慌张，不过立刻镇定下来，抚平她的头发说：“好，得了，得了。……为什么这样激动？你瞧，我来了。”我们没有说话，不好意思地互相望望。随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走着，我听见医师对我说：“我们的文化生活还没有开始。老人们安慰自己说，现在我们一无所有，可是在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却有过一些东西，这是老人的想法；而我们都还年轻，marasmussenilis①还没有损害我们的头脑，我们不能用这类幻想来安慰自己。罗斯是在八六二年建立的，而有文化的罗斯，依我的看法，却还没有开始。”可是我没有理会这些议论。这似乎有点奇怪，我简直不能相信姐姐在恋爱，不能相信她挽着一个生人的胳膊走着，温柔地瞧着他。我姐姐是个神经质的、胆怯的、备受压制的、不自由的人，居然会爱上一个已经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我觉得有点惋惜，可是究竟惋惜什么，我却不知道。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医师在场已经使我不愉快，而且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他们这种恋爱会有什么好结果。「注释」①拉丁语：老年的衰弱。十五我和玛霞坐车到库利洛甫卡去参加学校落成典礼。“秋天了，秋天了，秋天了，……”玛霞瞧着两旁的景色小声说。“夏天过去了。鸟儿没有了，只有柳树还是绿的。”是的，夏天过去了。晴朗温暖的日子来了，可是早晨很凉，牧人已经穿上皮袄，我们花园里翠菊上的露珠一整天都没干掉。空中老是传来悲凉的声音，分不清这是护窗板在上了锈的合叶上发出的哀怨声呢，还是有仙鹤飞过，总之人的心里感到那么美妙，那么想望生活！“夏天过去了，……”玛霞说。“现在我们可以做个总结了。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思考了许多事，我们因此变得比过去好了，很荣幸，我们在自我完善方面很有成绩，可是我们这些成绩对四周的生活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吗？对哪一个人带来了益处？没有。愚昧无知、肮脏、酗酒、高得惊人的儿童死亡率，一切照旧。你耕地，下种，我花钱，读书，可是谁也没有因此得益。显然，我们只在为自己工作，我们海阔天空地思索也只是为自己罢了。“这类议论常常使我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我们从头到尾始终是诚恳的，”我说，“凡是诚恳的人，就是对的。”“这谁会有异议呢？我们是对的，可是我们在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却犯了错误。首先，就我们外在的方法来说，难道不是错的吗？你想对人们有益，然而只凭你买下庄园这一点，你就从一开头堵塞了你对他们做好事的一切途径。其次，既然你照农民那样做工，穿衣服，吃东西，那你就仿佛以自己的威信确认他们穿那种粗笨的衣服，住低劣的木屋，留难看的胡子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你工作很久很久，工作一辈子，而且到头来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可是它们，你这些实际效果，挡得住普遍的愚昧、饥饿、寒冷、退化之类的自发力量吗？这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罢了！这儿需要另外的斗争方式，强大、勇敢、迅速的斗争方式！如果你真想做对他们有益的事，那就得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设法一下子影响广大的群众！这儿需要的首先是轰轰烈烈的、有力的宣传。艺术，比方说音乐，为什么那样生动，那样广泛流传，实际上那样有力呢？这就是因为音乐家或者歌唱家能够一下子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可爱的艺术，可爱的艺术啊！“她接着说，梦幻似地瞧着天空。”艺术给人翅膀，把人带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凡是厌恶污秽，厌恶庸俗的细小利益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侮辱的、愤愤不平的人，只有在美里面才能找到安宁和满足。“我们到库利洛甫卡的时候，天气晴朗，令人愉快。有些院子里，人们在打谷子，空气中弥漫着黑麦秸的香气。篱墙里面的花楸果一片鲜红。放眼看去，四周的树木都是金黄色或者红色。钟楼上响起钟声，人们抬着圣像向学校走去，同时传来了歌声：《热心的女保护神》①。空气多么清新，鸽子飞得多么高啊！人们在教室里举行了祈祷。然后库利洛甫卡的农民把一个圣像献给玛霞，杜别奇尼亚的农民把一个大面包和一个镀金的盐瓶送给玛霞。玛霞抽噎着大哭起来。“要是有人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做过什么使人不痛快的事，那么请您原谅才好，”一个老人说，对她和我鞠了一躬。我们坐车回家的时候，玛霞不住地回过头去看学校。由我漆成的绿房顶如今在阳光底下发亮，我们很久都看得见它。现在玛霞投过去的那种目光，我觉得，是告别的目光。「注释」①一首歌颂圣母的赞美歌。十六傍晚她准备进城去。近来她常常坐车进城，在那儿过夜。她不在，我就没法干活，我灰心丧气，使不出劲儿来。我们的大院子就显得乏味，空虚得讨厌。花园里充满怒冲冲的闹声。缺了她，房子、乡村、马匹，对我来说，就不再是“我们的”了。我总是不出家门，老是坐在她的书桌边，挨近那个装满农业书籍的书柜，那些往日受到宠爱的书籍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们那么困窘地瞧着我。我一连几个钟头打量着她的旧手套、她平时用来写字的钢笔或者她那把小剪刀，听着钟声敲七下，八下，九下，窗外出现了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我什么事也不想做，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早先做过什么事，如果我耕过地，割过草，砍过柴，那只是因为她希望我这样做罢了。即使她打发我去清理一口深井，而我得站在水深齐腰的井里，那我也会爬进井里去，不管这样做是否需要。如今她不在旁边，杜别奇尼亚、这片废墟、这份杂乱、那些被风吹得砰砰响的护窗板、那些昼夜出现的窃贼，在我眼里就成了一片混沌，在这混沌状态中，做什么工作都是无益的。再者，既然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不稳定，我在这儿，在杜别奇尼亚所扮的角色已经演完，总之，既然等待着我的是跟那些农业书籍同样的命运，那我何必再在这儿做工，何必为未来操心，伤脑筋呢？晚上，在孤独的时光，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听着，好象等待着马上就会有人来大叫一声，说是我该走了，在这种时候，我是多么苦恼啊！我倒不是舍不得杜别奇尼亚，我是惋惜我的爱情，显然，那爱情的秋天也已经来临了。爱着别人又被人爱着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可是感觉到自己从这个高塔上一头栽下来，那又是多么可怕！第二天黄昏玛霞从城里回来了。她不知为什么心里不痛快，不过她瞒住我，只是说，为什么把冬天用的外层窗子都装上了，这样会闷死人的。我就卸下两扇窗子。我们不觉得饿，可是我们还是坐下来吃晚饭。“别忙，你先洗一洗手吧，”妻子说。“你手上有一股油灰的气味。”她从城里带回来一些新的画报，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就一块儿看画报。画报上有着时装画和衣服式样的附页。玛霞略略浏览一遍，就把它们放在一边，为的是以后再一个人仔细看。不过有一件连衣裙，配着大袖子和宽大、不带皱折的裙子，象一口钟似的，却引起她的兴趣，她认真地、聚精会神地对它看了一会儿。“这种样子不错，”她说。“是的，这件连衣裙跟你非常相配，”我说。“非常相配！”我满腔温情地瞧着那件连衣裙，欣赏那灰色的花点，只因为她喜欢它。我接着温柔地说：“多么美妙漂亮的连衣裙！美丽的、光辉夺目的玛霞！我亲爱的玛霞！”眼泪滴到画片上了。“光辉夺目的玛霞，……”我喃喃地说。“可爱的、珍贵的玛霞。……”她去睡觉了，我却仍旧坐在那儿，看了一个钟头的画报。“你不该把窗子卸下来，”她在卧室里说。“恐怕这样会冷的。你听，好大的风！”我把《杂俎栏》读了几段，那里面讲到怎样制造廉价墨水，讲到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我又看到她喜欢的那件连衣裙的时装画，我就想象她在舞会上摇着扇子，裸露着肩膀，周身华丽，闪闪发光，而且对音乐也好，绘画也好，文学也好，她无所不知，于是在我眼里，我所扮的角色显得多么渺小短暂啊！我们的相逢，我们的结合，仅仅是一个插曲而已，象这样的插曲日后在这天赋优厚、性格活跃的女人的一生中是不会很少的。就跟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供她享用的，她完全不必破费什么就可以拿到手，就连思想和现代的思潮也成为她的一种娱乐，给她的生活添上一些花样；而我呢，不过是个马车夫，把她从这个迷恋对象送往另一个迷恋对象罢了。可是现在她不需要我，她要高飞了，那就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仿佛回答我的思想似的，院子里传来绝望的叫声：“救—命—啊！”这是女人的尖细声音。好象要模仿它似的，风也在烟囱里发出尖细的呼啸声。过了半分钟，在风声中又传来绝叫声，不过这一回好象是从院子的另一头传来的：“救—命—啊！”“米赛尔，你听见吗？”妻子轻声问道。“你听见吗？”她从卧室里出来，向我这边走，身上只穿着衬衣，头发披散着。她瞧着黑暗的窗子，听着。“不知谁被人扼住脖子了！”她说。“竟有这样糟糕的事。”我拿着枪走出去。外面很黑，刮着大风，弄得人站都站不稳。我走到大门口，留心听：树木飒飒地响，风呼啸着，花园里那个傻子农民的狗大概在懒洋洋地吠叫。大门外漆黑，一点灯光也没有。在去年做办公室用的那个厢房附近，忽然传来低抑的喊声：“救—命—啊！”“是谁？”我叫了一声。有两个人在打架。这一个推那一个，那一个不肯让步，他们俩在呼哧呼哧地喘气。“放开我！”那一个说，我听出这是伊凡·切普拉科夫的声音，用女人的尖细声音喊叫的就是他。“放开我，该死的，要不然我就咬你的手！”我认出另外一个是莫伊塞。我把他们拆开，忍不住打了莫伊塞两个耳光。他倒下去，随后站起来，我就又打了他一下。“他要弄死我，”他嘟嘟哝哝地说。“他偷偷去开他妈的柜子。……为了安全起见，我要把他关在厢房里。……”切普拉科夫喝醉了，没有认出我来，不住地喘着粗气，仿佛要吸足气再喊救命似的。我丢下他们，回到房里去。妻子躺在床上，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把外面出的事告诉她，就连我打了莫伊塞也没有瞒她。“住在乡下真是可怕，”她说。“夜晚多么长啊，我的天。”“救—命—啊！”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喊叫声。“我去把他们拉开，”我说。“不，随他们去咬断彼此的喉咙吧，”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说。她瞧着天花板，听着，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说话，心里有一种感觉，好象外面喊“救命”和夜晚那么长都是我的错似的。我们沉默不语，我着急地等着窗外现出曙光。玛霞的神态始终象是大梦初醒，如今正在暗自惊奇：她这样一个聪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她这样一个正派的女人，怎么会跑到这破破烂烂的内地荒漠里来，怎么会置身于这群渺小无聊的人们当中，怎么会糊涂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迷上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我觉得，在她看来，不管我也好，莫伊塞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个样子。对她来说，无论我，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农活，秋天泥泞的道路，都融合在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声中了。每逢她叹口气，或者动一动身子以便躺得舒服点，我就在她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啊，快点天亮才好！”天亮以后她就走了。我为了等她而在杜别奇尼亚多住了三天，然后就把我们的东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房间里，锁上门，进城去了。等到我在工程师家拉门铃，那已经是黄昏时候，我们大贵族街上的街灯已经亮了。巴威尔对我说家里没人，维克托尔·伊凡内奇到彼得堡去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里排戏。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我多么兴奋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样跳动和缩紧，我走上楼梯，在梯台上站了很久，不敢走进那座艺术之宫！大厅里的一张小桌子上，钢琴上，舞台上点着蜡烛，每处都点三支，第一次演出规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这是对迷信的斗争！所有的戏剧艺术爱好者已经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拿着台词本念台词。萝卜离开大家，独自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鬓角抵着墙，用崇拜的目光瞧着舞台，静等排演开始。一切都跟从前一样！我向女主人走去，我总得问候一声才对。可是忽然大家对我发出嘘声，摇手，要我别踩响地板。大厅里一片寂静。钢琴盖被打开，有一位太太挨着钢琴坐下，眯起近视的眼睛瞧乐谱，我的玛霞就向钢琴走去，衣服华丽，模样俊美，然而美得有点特别，有点新奇，完全不象春天到磨坊里来找我的那个玛霞。她唱起来：为什么我爱你，明亮的夜晚？①自从我们认识以来，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见她唱歌。她的嗓音优美，响亮，有力。她唱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象在吃一个又熟又香的甜香瓜。后来她唱完了，大家对她鼓掌，她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左顾右盼，翻着乐谱，整理身上的连衣裙，好比一只鸟终于冲出鸟笼，在自由中拍着自己的翅膀。她的头发梳得盖住耳朵，脸上现出一种不好看的逞强神情，好象她要向我们大家挑战，或者把我们当马那样吆喝一声：“喂，我的小乖乖！”这当儿，她那样儿大概很象她那赶车的爷爷。“你也在这儿吗？”她问，对我伸出手来。“你听见我唱歌了吗？你觉得我唱得怎么样？”她没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说，“很凑巧，你在这儿。今天夜里我要到彼得堡去，不会去很久。你让我去吗？”半夜里我送她上火车站去。她温柔地拥抱我，大概是因为感激我没有提出什么多余的问题。她答应给我写信。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竭力忍住眼泪，没有对她说任何话。她走了，我站在那儿瞧着越去越远的灯火，在想象里爱抚着她，小声说：“我亲爱的玛霞，光辉夺目的玛霞呀。……”这天夜里我到玛卡利哈去，在卡尔波芙娜那儿过夜。第二天早晨我就跟萝卜一起到一个富商家里给家具包上面子，这个商人把女儿许给了一个医师。「注释」①引自俄国诗人波隆斯基的诗《夜》，这首诗由柴可夫斯基配曲。十七有一个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姐姐到我这儿来，跟我一块儿喝茶。“现在我看很多书，”她说着，把书拿给我看，这是她来找我的时候顺路从市图书馆里借来的。“谢谢你的妻子和弗拉基米尔，他们唤起了我的自觉。他们救了我，使我现在感觉到我自己是个人了。以前夜里我常常为各种操心的事睡不着觉：”哎呀，这个星期我们吃掉了那么多糖啊！哎呀，腌黄瓜可别太咸啊！‘现在我也睡不着觉，可是我所想的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难过，因为我这么愚蠢而胆怯地活了半辈子。我看不起自己的过去，为它害臊，现在我把父亲看成跟敌人一样了。啊，我多么感激你的妻子！还有弗拉基米尔！他真是个出色的人！他们擦亮了我的眼睛。““你夜里睡不着觉可不好，”我说。“你以为我病了？我一点病也没有。弗拉基米尔给我检查过，说我完全健康。不过关键不在于健康，健康并不那么重要。……你告诉我，我说得对吗？“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这是很明白的。玛霞走了，布拉果沃医生在彼得堡，城里除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告诉她，她说得对。她定睛瞧着我的脸，极力要看出我心底里的想法。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语，她就会认为这是因为她的缘故，就会伤心。我得随时当心。每逢她问我她对不对，我总是连忙回答她说她对，我深深地尊敬她。“你知道吗？阿若京家的人要我扮演一个角色，”她接着说。“我想演戏。我想生活，一句话，我要痛饮生活的酒。我一点才能也没有，我的全部台词不出十行，不过这还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厨娘别多吃一块面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主要的是让父亲终于看出，我也能反抗。”喝过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来，闭上眼睛，歇一会儿，脸色十分苍白。“多么软弱无力啊！”她坐起来说。“弗拉基米尔说，城里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为闲着不做事而贫血。弗拉基米尔是个多么聪明的人！他说得对，对极了。应当工作！”过了两天她就到阿若京家去，带着台词本排演。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脖子上挂一串珊瑚珠，佩着一枚远远看去象是一块夹馅小点心似的胸针，耳朵上戴着大耳环，由于嵌着钻石而发亮。我看着她，觉得别扭，我暗暗惊奇她这样不会打扮。别人也注意到她不恰当地戴着钻石耳环，打扮得古怪。我看见他们脸上现出微笑，听见有人笑着说：“埃及的克列奥帕特拉①。”她极力做出上流社会的风度，随随便便，坦然自若的样子，因此，却显得做作、古怪。她不再朴实、可爱了。“我刚才对父亲讲明，我来排戏，”她走到我跟前说，“他就朝我嚷嚷，他要不认我这个女儿了，甚至差点打我。你要知道，我演不好这个角色，”她看着台词本说。“我一定会演得一团糟。那么，听天由命吧，”她十分激动地说。“听天由命吧。……“她觉得大家都在看她，大家都感到惊奇，她竟能下决心迈出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点不同寻常的事来。她怎么也不会相信，谁都不会注意象我和她这样乏味的小人物。第三幕以前她没有戏。她演一个客人，一个内地的饶舌的女人。她的戏只限于在门外站上一阵，做出偷听的样子，然后说一段简短的独白。这时候离她出场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别人正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念台词，喝茶，吵嘴，她却一步也不离开我，老是嘟嘟哝哝地念她的台词，烦躁地揉她的台词本。她认为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场，就用发抖的手理她的头发，对我说：“我一定会演得一团糟。……我的心多么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里那么害怕，好象马上就要有人把我押赴刑场似的。”终于轮到她上场了。“克列奥帕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该您了！”导演说。她走到舞台中央，脸上带着害怕的神情，模样难看，笨手笨脚，站立了半分钟，仿佛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只有她耳朵上的大耳环在摆动。“头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词本，”有人说。我看得清楚她在发抖，抖得说不出话来，没法翻台词本，她根本顾不上她的角色了。我刚要走到她那儿去，跟她说一句话，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来，嚎啕大哭。大家忙乱起来，响起了一片喧哗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身子靠着侧面的布景，给眼前发生的事吓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看着别人把她扶起来，搀出去。我看见安纽达·布拉果沃向我走来，先前我在大厅里没有看见她，此刻她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她戴着帽子，罩着面纱，照例做出她到这儿来只待一会儿，马上就要走的样子。“我跟她说过，叫她不要演戏，”她生气地说，不连贯地吐出一个个字来，涨红了脸。“这是——胡闹！您本来应该拦住她才对！”阿若京家的母亲很快地走过来，她长得干瘪精瘦，穿着短袖上衣，胸脯上面沾着烟灰。“我的朋友，这真可怕，”她说，绞着手，眼睛照例紧盯着我的脸。“这真可怕！您姐姐怀孕了，……她怀孕了！求求您，把她带走吧。……”她激动得直喘气。她的三个女儿站在一旁，跟她一样长得干瘪精瘦，惊慌得互相挨紧。她们忐忑不安，吓呆了，好象她们家里刚刚捉住一个女苦役犯似的。多么丢脸，多么可怕啊！要知道，这个可敬的家庭终生终世在跟迷信作斗争呢。显然，她们认为人类所有的迷信和谬见只在于不点三支蜡烛，忌讳十三这个数目和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罢了！“求求您，……求……”阿若京娜太太反复地说，她说到“求”的时候把双唇撮成心状，念成了“区”的声音。“求求您，把她带回家去吧。”「注释」①指埃及末代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前６９—前３０）。十八过了一会儿，我和姐姐在街上走着。我用我大衣的前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专挑没有路灯的小巷，躲开行人，象是在逃跑似的。她不再哭了，用干巴巴的眼睛瞧着我。我要把她带到玛卡利哈去，这段路只要走二十分钟光景。说来奇怪，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竟回想起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谈到了一切，考虑了我们的处境，思索着……我们决定我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城里住下去，等我挣到一点钱，我们就搬到别的地方去。有些房子里，人们已经睡着，有些房子里，人们正在玩纸牌。我们痛恨这些房子，怕它们，谈到这些可敬的家庭的残忍、狠心和渺不足道，讲到那些被我们吓坏的戏剧艺术爱好者。我禁不住要问：这些愚蠢、残忍、懒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库利洛甫卡那些酗酒和迷信的农民强呢，或者说，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野兽强呢？野兽受本能的限制，只要有什么偶然的事件干扰了它们的单调生活，它们也会张皇失措的。如果现在姐姐仍旧住在家里，那她会怎么样呢？她要跟父亲谈话，要每天遇见熟人，那她会经受什么样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想象这种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们总是被自己亲近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慢慢地排挤出去，我还想起那些受尽虐待、发了疯的狗，想起那些被顽童拔光毛、丢进水里的活麻雀，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许许多多隐忍的、慢性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读《福音书》，为什么祷告，为什么读书籍和杂志。既然他们精神上一片黑暗，厌恶自由，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样，那么，古往今来人们所写和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木工们的包工头在城里造了一辈子的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长廊”说成“张廊”；同样，这六万居民祖祖辈辈从书本上读到，也从别人那儿听到真理、仁爱和自由，却一直到死还是从早到晚撒谎，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象痛恨敌人一样。“那么，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到家以后姐姐说。“既然出了这些事，我就再也不能回到那边去了。天啊，这多么好呀！我心里轻松了。”她立刻在床上躺下来。她睫毛上闪着泪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来，她心里确实轻松，她真是在休息。她好久好久没这样酣睡过了！我们从此开始一块儿生活。她老是唱歌，说她很痛快。我总是把我们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因为她已经读不下去，她只愿意幻想未来，谈论未来。她给我补内衣，或者帮卡尔波芙娜做饭的时候，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讲她的弗拉基米尔，讲他聪明、文雅和善良，讲他博学出众。我虽然不再喜欢她那个医师，却随声附和。她想工作，想独立谋生，她说等到她的健康情况好转，她就去做教师或者医士，亲自擦地板，洗衣服。她已经热烈地爱上自己的孩子，他还没有出世，可是她已经知道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儿，他的手是什么样儿，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儿。她喜欢谈对孩子的教育，由于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弗拉基米尔，她关于教育的全部主张就归结到一点：孩子应该跟他父亲一样可爱。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讲的一切话都在她心头引起真正的欢乐。有时候我也高兴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她那幻想的热情感染了我。我也什么书都不看，光是幻想。每到傍晚，尽管我已经很累，可是我仍旧把手插在衣袋里，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讲到玛霞。“你是怎么想的？”我问姐姐。“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她会在圣诞节前回来，不会再迟。她在那边有什么事可做呢？”“既然她没有给你写信，那她分明很快就会回来。”“说得对，”我同意，其实我清楚地知道玛霞已经没有必要回到我们城里来了。我非常想念她，不能不哄骗我自己，而且极力要别人也哄骗我。姐姐等她的医师，我等玛霞。我们俩不住地又说又笑，却没注意到我们在妨碍卡尔波芙娜睡觉，她躺在炉台上，老是嘟嘟哝哝地说：“茶炊一清早就呜呜地叫，呜呜地叫！唉，这可不是好兆头，可怜的人啊，这可不是好兆头。”我们这儿谁也不来，只有邮差除外，他把医师的信带给姐姐。有时候普罗科菲傍晚也来看我们，他默默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却在厨房里开口说：“各行各业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业的章法，谁要是性子傲，不愿意明白这一点，谁就要经受人世间的苦难。”他喜欢说这几个字：“人世间的苦难”。有一天，那已经是在圣诞节节期了，我走过市场，他招呼我走进他的肉铺里去，他没有跟我握手，只是声明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我谈。天冷，他又刚喝过酒，因此他满脸通红，他身旁柜台里面站着尼科尔卡，生得一副强盗相，手里拿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我想跟你说一说，”普罗科菲开口了。“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您自己明白，人家不会为这种人世间的苦难而说我们或者你们的好。妈妈心肠软，当然不肯说惹您不高兴的话，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别处去住。我却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因为我不赞成她的行为。”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铺。当天我就跟姐姐一块儿搬到萝卜那儿去了。我们没有钱雇马车，就走着去。我把我们的东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里没拿东西，可是她气喘，咳嗽，老是问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十九最后，玛霞总算来信了。“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温柔的‘我们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别了，我要跟父亲到美国去参观展览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见海洋，离杜别奇尼亚那么遥远，想着都可怕！它遥远，辽阔，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自在地生活，我欢畅，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连贯啊。亲爱的，善良的，给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连结着您和我的线扯断吧。当初我遇见您，认识您，那就象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错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错误的感觉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宽宏大量的朋友，在我动身去作海上旅行以前，尽快打个电报给我，说您同意纠正我们的共同错误，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会把这件事办妥，他答应不用过多的手续来麻烦您。那么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吗？“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请您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我活着，我健康。我挥霍金钱，做了许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没让象我这样的坏女人生孩子。我在演唱，而且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我的爱好，不，这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修道室，我现在从中得到了休息。大卫王有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而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我给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上面刻有这几个希伯来文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连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说，什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线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请您原谅而且忘掉您的玛。“姐姐躺在一个房间里，萝卜躺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又生过一场病，现在正在复原。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悄悄地走到油漆工的房间里，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给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而是摇着头，有时候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什么事都会发生！任什么事都会发生！”如果剧本里描写到什么丑恶的、不成体统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戳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祸地说：“就是它，虚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虚伪！”剧本的内容、含意、复杂而巧妙的结构都吸引他。他赞叹他的本领，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领，把这些东西安排得那么合适！”现在姐姐只轻声念了一页，就再也念不下去：她发不出声音来了。萝卜拉住她的手，努动发干的嘴唇，用嘶哑的、几乎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正派人的灵魂又洁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样，有罪的人的灵魂却好比浮石。正派人的灵魂是清亮的干性油，有罪的人的灵魂是煤焦油。人得干活，伤心，痛苦，”他接着说，“凡是不干活、不伤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吃得白白胖胖的人，那些强横霸道的人，那些有钱的人，那些放债的人都要倒霉！他们看不到天堂。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还有虚伪吃灵魂，”姐姐接着说，笑起来。我把信又看一遍。这时候，那个不知由谁派来的兵走进厨房来，他每个星期来两次，送给我们茶叶、法式白面包、松鸡，那些东西有香水味。我没有活儿干，只好一连好几天待在家里，大概那个给我们送面包的人知道我们穷。我听见姐姐跟那个兵讲话，快活地笑着。随后她躺下来，吃着面包，对我说：“当初你辞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时候，我和安纽达·布拉果沃一开头就知道你做得对，可是我们不敢说出口来。你说，究竟是什么力量妨碍我们把我们所想的据实说出来？就拿安纽达·布拉果沃来说吧。她爱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对；她象姐妹那样爱我，知道我做得对，恐怕心里还羡慕我，可是不知一种什么力量妨碍她来找我们，她躲着我们，怕我们。”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热情地说：“她多么爱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这种爱情她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而且是在黑地里，悄悄地说的。她把我带到花园里幽暗的林荫道上，小声对我说，她把你看得多么宝贵。你瞧着就是，她不会出嫁的，因为她爱你。你为她感到遗憾吗？”“遗憾。”“面包是她送来的。说实话，这是可笑的，何必瞒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而现在我已经摆脱这些，已经谁也不怕，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愿意说什么就大声说出来，我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现在呢就是让我做皇后我也不干。”布拉果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们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说是很快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想研究抗伤寒的疫苗，好象还有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当教授。他已经辞去军职，穿着宽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裤子，打着漂亮的领带。姐姐十分欣赏他的领带上的佩针、袖扣、大概为了漂亮而插在上衣胸前口袋里的红绸手绢。有一回我和姐姐闲着没事，就凭记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结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次他要带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简直无法想象，要是她活下去，她会怎么样，她的孩子会怎么样。她光是无休无止地幻想，不认真地考虑未来，她说，让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即使丢掉她也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满足了。他来看我们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给她听诊，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连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诊，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们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一股甲酚油的气味。“这才是乖孩子！”他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应该多说话，可是你近来却象喜鹊那样嘁嘁喳喳。请你别说话了。”她笑起来。随后他走进萝卜的房间，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哦，你怎么样，老头儿？”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问道。“老爷，……”萝卜说，微微努动嘴唇，“老爷，我要冒昧奉告……我们的命运全由上帝安排，大家都不免一死。……容我说一句老实话，……老爷，您进不了天国！”“那有什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说，“地狱也总得有人去啊。”忽然我的神志有点模糊，我好象在做梦，梦见去年冬天那个夜晚我站在屠宰场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竭力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得自己好象正在上省长那儿去听训。这种情况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没发生过，我认为出现这种象是做梦的古怪回忆，是由于我的神经过度疲劳所致。我好象重又到了屠宰场，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训，同时却又模糊地感到此刻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等到我清醒过来，却看见我已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这真叫人难过，叫人难过，”他说，眼泪流下他的脸颊。“她高兴，经常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老兄。您那个萝卜恨我，老是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按照他的想法，他的话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们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吗？缺了爱就没有生活；谁怕爱，躲开爱，谁就不自由。”他渐渐转到别的话题上去，谈到科学，谈到自己的学位论文，那篇论文在彼得堡受到人们的注目。他谈得热烈，已经不想到我的姐姐，不想到他的忧伤，不想到我了。生活在吸引他。我暗想：那一位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位有博士学位，有学者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玛霞的信再看一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季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来看我，怎样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想装得象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也是早晨，我们从水里捞捕鱼的篓子，河边的柳树忽然把一颗颗大水珠洒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笑起来。……大贵族街上我们的家里已经一片漆黑了。我爬过围墙，照从前的办法，从后门走到厨房里去取一盏灯。厨房里没有人。火炉旁边有一只茶炊发出咝咝的声响，正在等待我父亲。我想，“现在谁给父亲倒茶呢？”我举着灯，走进那间小屋，用旧报纸铺在地上，权充床铺，躺下来。墙上的钩钉照旧严厉地瞧着我，它们的影子闪闪烁烁，天很冷。我好象觉得姐姐马上就会走进来，给我送来晚饭，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萝卜家里，于是我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爬过围墙，躺在这冰冷的小屋里。我的神志混乱起来，我看见了种种乱七八糟的景象。门铃响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铃声：先是铁丝擦着墙沙沙地响一阵，然后厨房里响起短促悲凉的铃声。这是父亲从俱乐部回来了。我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厨娘阿克辛尼雅看见我，把两只手一拍，不知什么缘故哭起来。“我的亲人！”她小声说。“亲爱的！啊，我的天！”她由于兴奋而不住地用两只手揉搓她的围裙。窗台上放着几只容量四分之一维德罗①的瓶子，里面装着泡有浆果的白酒。我给自己斟了一茶杯酒，一口气喝完，因为我渴得很。阿克辛尼雅刚刚擦过桌子和凳子，厨房里弥漫着一股由喜爱整洁的厨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厨房里常有的那种气味。从前，在我们童年时代，这种气味和蟋蟀的叫声总是吸引我们这些孩子到这儿厨房里来听故事，玩“国王”。……“克列奥帕特拉在哪儿？”阿克辛尼雅屏住呼吸，急急忙忙地小声问。“你的帽子在哪儿，少爷？听说你的媳妇到彼得堡去了？”她早在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来我家做事，从前给我和克列奥帕特拉在木盆里洗过澡，现在依她看来，我们仍旧是孩子，必须开导才成。足足有一刻钟工夫，她把她的种种想法，把一个老仆人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时期里，在宁静的厨房里，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主意向我和盘托出。她说，我们可以逼医师跟克列奥帕特拉结婚，只要吓他一下就成，又说如果好好写一份呈文，主教就会解除他的第一次婚姻，还劝我最好瞒住我的妻子悄悄把杜别奇尼亚卖掉，把钱存在银行里，写上我的名字。她还说，如果我和姐姐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他也许会原谅我们，又说我们应该向圣母祈祷。……“好，去吧，少爷，跟他去谈一谈吧，”她听见父亲的咳嗽声，说。“去吧，去谈一谈，鞠个躬，你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我就去了。父亲坐在书桌边，正在画一个别墅的草图，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一个低矮而宽阔、有点象消防队的了望台那样的塔楼，这是一张非常死板、平庸的草图。我走进书房，在正好可以看见那张图纸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找父亲，可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看见他瘦削的脸、他的红脖子和墙上他的影子，我就恨不得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照呵克辛尼雅要我做的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见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低矮而宽阔的塔楼的别墅，就忍住了。“晚上好，”我说。他望了我一眼，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张草图。“你有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来告诉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声音低沉地补了一句。“是啊，”父亲叹口气说，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什么，”他又说一遍，离开书桌站起来，“就收什么。我请你回想一下：两年前你来见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请求过你，要你迷途知返，我提醒你，不要忘记义务和荣誉以及你对祖先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神圣地保持祖先的传统。你听了我的话没有呢？你不顾我的忠告，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还不够，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丧失道德和廉耻。现在你们俩都倒霉了。是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他一边说，一边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大概他以为我是来请罪的，他在等我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饶。我觉得全身发冷，我颤抖，好象害了热病似的，我说话声音嘶哑，十分费力。“我也请您回想一下，”我说，“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请求过您，要您了解我，要您仔细想想，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为什么生活？您在回答的时候却谈祖先，谈那位写诗的祖父。刚才我告诉您，您那唯一的女儿已经病危，您又谈祖先，谈传统。……您这么大年岁，离死已经不远，在世上只能再活五年或十年，却还是这样的轻率！”“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父亲厉声问道，听我责备他轻率，显然感到气恼。“我不知道。我爱您，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们彼此间的距离那么远。所以我来了。我还爱您，可是姐姐已经跟您彻底决裂了。她不能原谅您，永远也不会原谅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引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恶。”“这是谁的错呢？”父亲叫道。“这是你的错，混蛋！”“好，就算是我的错吧，”我说。“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有错，然而，为什么您的生活，您认为我们也必须照这样过的生活，是那样的乏味，那样的平庸呢？为什么您三十年来所盖的这些房子里，没有一个人能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犯错误呢？全城连一个正直的人也没有！在您这些房子，这些该死的窝里，母亲和女儿们被折磨至死，孩子们受虐待。……我那可怜的母亲啊！”我绝望地接着说。“可怜的姐姐！人必须用白酒，用纸牌，用诽谤来麻醉自己，谄媚逢迎，假仁假义，或者画上几十年的图样，才能不发现所有隐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惨状。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这座城只培养小店主、酒馆老板、办事员、教士，这是一座无用的、没益处的城，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谁也不会觉得可惜。”“我不要听你的话，混蛋！”父亲说，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来。“你喝醉了！你醉成这样，居然还敢来见你的父亲！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而且要你把这话转告你那不顾廉耻的姐姐：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什么东西。我已经把不听话的孩子从我的心里撵走了，如果他们由于不听话，由于顽固而吃苦，我并不怜惜他们。你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无论上帝为了你们怎样惩罚我，我也要温顺地忍受这种考验，我象约伯②一样会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没有改邪归正以前不准你跨进我的门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现在我说的话都对你有益，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该终生记住我对你以前说的和现在说的话。”我挥挥手，走出去了。我不记得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我是怎样度过的。据说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摇摇晃晃，大声唱歌，顽皮的男孩成群结伙跟在我的背后，大声喊叫：“小利钱！小利钱！”「注释」①维德罗，俄国液量单位，１维德罗等于１２。３升。②据《圣经·约伯记》载，约伯是个忠实地奉行上帝旨意、接受上帝考验的人，《约伯记》中还讨论了善人在世受苦并非由于自己犯罪的哲理问题。二十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会影响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我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动了市民们的心，现在他们不再叫我小利钱，不再嘲笑我，每当我走过市场，他们也不再往我身上泼水了。对于我做工人这件事，他们已经习惯，看到我这个贵族提着油漆桶，安装玻璃，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倒是乐意给我活儿干，我已经被人看做高明的工匠和继萝卜之后的最好的包工头了。萝卜虽然已经复原，虽然仍旧不搭脚手架就能够油漆钟楼的圆顶，可是已经没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了。现在我就代替他在城里奔波，找活儿干。我雇来工人，付清工资，然后解雇他们，我也以高额的利息向人借债。现在我做了包工头，才明白为什么不得不为了一个小钱的活在全城奔走三天，寻找铺房顶的工人。大家对我很客气，对我称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请我喝茶，打发人来问我，要不要在他们那儿吃饭。孩子们和姑娘们常常走过来，带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有一天我在省长的花园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凉亭漆成大理石的颜色。省长出来散步，信步走进凉亭，由于闲着没事，就跟我攀谈起来。我提醒他说，从前有一回他怎样请我到他那儿去听训。他朝我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嘴张成字母“Ｏ”的形状，两手一摊，说：“我记不得了！”我老了，变得沉默，阴郁，严厉，很少发笑。据说我变得象萝卜了，而且跟他一样常常说些无益的训诫的话，弄得工人们感到厌烦。我原先的妻子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如今在国外生活。她父亲，那个工程师，在我国东部的某个地方修建铁路，在那儿购置产业。布拉果沃医师也在国外。杜别奇尼亚又转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从工程师那儿打了八折把它买回来了。莫伊塞已经戴上圆顶礼帽。他常常坐着轻便马车进城办事，在银行旁边停下来。据说他已买下一份被抵押的田产，而且经常在银行里打听关于杜别奇尼亚的情况，那份田产他也打算买下来。可怜的伊凡·切普拉科夫在城里闲荡了很久，什么事也不干，光是喝酒。我本来打算要他来干我们这一行，有一个时期他跟我们一块儿油漆房顶，安装玻璃，甚至干得挺有兴趣，并且象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样偷干性油，要赏钱，酗酒；可是这工作很快就使他腻烦，他想家，就回到杜别奇尼亚去了，后来工人们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他曾经唆使他们跟他一起去弄死莫伊塞，抢劫将军夫人的财产。父亲老多了，背也驼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门附近散步。我没有到他那儿去过。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给小店主治病赚钱。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铺里，数落医生们的不是，因而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顿。他的伙计尼科尔卡害霍乱死了。卡尔波芙娜还活着，仍旧爱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见我，总要悲伤地摇头，叹口气说：“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在工作日，我总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气，我就抱着我的小甥女（姐姐指望生个男孩，可是却生了个女孩）慢慢地走往墓园。到了那儿，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望着那个我所珍爱的坟墓，告诉小女孩说，那里面躺着她的妈妈。有时候我在墓地上碰见安纽达·布拉果沃。我们打个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儿，或者谈到克列奥帕特拉，谈到她的女儿，谈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悲苦。后来我们走出墓园，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脚步，这是故意的，为的是要跟我并排多走一会儿。那个小女孩快活，幸福，由于阳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对她伸出手去，我们就站住，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玩一阵。等到进了城，安纽达·布拉果沃就心神不定，满脸通红，跟我告别，一个人继续走路了。她稳重而严峻。……路上的行人看见她，再也不会想到，她刚才跟我并排走过路，甚至还逗过小女孩玩呢。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